對聯印刷廠：對于給這類人物撰寫挽聯，就更加需要膽識與智慧，公正與客觀，既不為卑者飾，也不為尊者諱。比如戴笠性格的復雜與功過的爭議，是人所共知的。特別是在一些影視作品和文學描寫中，大多都把他塑造為一個毫無人性、殺人如麻的魔頭。其實并非如此。戴笠在抗日戰爭中組織敵后游擊力量抗日除奸，特別是打擊汪偽集團的情報機關、建立國民黨抗戰的偵破系統等方面，是有所貢獻的。同時，他自身也有一定的文學修養。我們知道，戴笠，原名戴春風，字雨農，畢業于浙江省第一師范學校。據說，1926年他第一次以戴春風的名字報考黃埔軍校時，沒有被錄取，后改名為戴笠再報考，竟然錄取了。別人都認為他沾了這個名字的光，他自己也對這個名字作了一番解釋，很有文采。他說，他的名字來自一首吳越民歌：“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古代有柄的笠，像現在的雨傘），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也有學者認為此詩出自《風土紀》）。這首詩說的是人要貧賤不忘，富貴不移。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月，他能以詩言志，以詩命名，又能如此準確美好，當然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有意思的是，1946年3月17日的上海、南京地區，是一個大雨滂沱的日子。戴笠在南京岱山因飛機失事身亡。蔣介石要求全國各地分19個祭區由當地的最高軍政要員（主要是上將）主持公祭，自己還著特級上將制服在重慶祭祀。在50000多副傷悼聯中，唯由著名民主黨派人士章士釗為知識界代筆寫下的一副挽聯，影響最深遠：“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功罪蓋棺須論定；名滿天下，謗滿天下，是非留待后人評。”挽聯前一句，套用了蔣介石對戴的評價，再結合其人報考黃埔、抗戰除奸的生平事實，也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同時又以春秋筆法指出他“名滿天下，謗滿天下，是非留待后人評”。這又從另一個方面對他的特務職業和反共反人民的罪惡行徑進行了詬病。這在當時一片贊戴的挽聯中，此聯就十分發人深思。就今天看來，這種不吹不捧、不卑不亢，有一說一、有二說二的文風，也是應當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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